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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菜头那里看到他注册MSN,比我早了近一年。我的注册时间是

(《科学新闻》专栏,勿转。杨杨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约两年前,四部委组织的“一万个科学难题”开始就编写工作征集问题。首批组织编写的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据说现在数学卷已经在市面上有售,想来物理卷不久也该出版了。

物理学卷将分两部分刊出:第一部分类似科普,每篇文章介绍一个具体方向;第二部分才是“难题”。 所谓一万个难题,并没有一万个,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也没有十万个,不论一万还是十万,是个虚数。我数了一下,一共有450多个难题,这个数字,与一万相去甚远,却又远远大于希尔伯特问题的个数23。

物理学卷的主编是葛墨林老师,我是负责宇宙学那部分的编委。通过这次和葛老师合作,我学会了一些东西,特别是拓展自己的眼界以及利用资源。

其实,征集难题主要还是编委们完成的——至少在我看到的“物理难题”这块,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来自各大学的人员自愿提出并撰写,其中能入选首批出版的就更是少了。老实说,宇宙学的“难题”很多是我个人想出来的,当然我也利用了一些参加会议的机会和来自国外的学者讨论过。也有一部分难题是一些撰写者自己提供的,比如宇宙学的近邻天体物理,负责这方面的编委是卢炬甫老师。

有些人可能会(实际上已经)质疑:以中国目前的水平,我们能够编写科学难题吗?

质疑的人有部分道理,毕竟,中国的科学研究在总体水平上还落后于最先进的国家,很难找出类似希尔伯特那样的大师。

可是,非得是大师才能提出问题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干脆退出科学研究算了,因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提出问题,然后才是解决问题。

质疑的人此时可能会问,你们在科学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是国际上最难的或最重要的问题吗?当然不是。

但是,一个研究者不解决最难的问题不表明他“不知道最难的问题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他不知道,就我个人的观点,他是不配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至于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力选择最难和最重要的问题来做,就要取决于研究者的能力和眼光了。

我个人距所谓的“世界先进水平”当然很远,但我还是知道宇宙学以及相关的领域比如量子引力和超弦理论的关键问题在哪里。即使我自己也难以提出目前大多数人还看不到的问题,这也不代表我的同行中就没有人恰好能够看出一些问题。另外,你何以能判定所有的编委和我一个水平?没准未来这些编委中就会出现重量级的人物呢;没准编委和编写条目中的一些人已经做出的工作还没有被你我认识到是重要的,而未来会告诉我们那的确是重要的。当然,我知道这么说是在为我们编写难题找理由。但是,不妄自菲薄,是成功的第一条先决条件。

至于难题的界定,我愿意引用两年前我写过的两段话:

“有人会问,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难题?现成的例子是‘希尔伯特的23个数学问题’。自1900年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16个问题被解决或部分解决,少数问题没有被解决,更少数的问题根本不会有答案。在被解决的问题中,解决的方法和过程对数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希尔伯特的23个问题中只有很少几个是当时已知的著名问题,如黎曼猜想,所以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希尔伯特本人对数学的深刻理解。

我想征集1万个科学难题的主要目的不是找出类似希尔伯特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相对小的、解决了对本学科也有一定推动作用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有丘成桐提出的100个几何问题,这些问题对几何领域中的人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对年轻人来说却又是可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你会说,那就按照这个模式提你自己领域中的难题吧。对我来说这肯定是更加实际的,但问题来了,如果你完全无视本领域中的人所共知的大问题,你肯定失职了,何况,你怎么就知道没有天才的年轻人会解决那些问题呢?”

这两段话写在编委们征集难题之前,现在,物理卷的目录出来了,我浏览了一遍,发现这些难题有大有小,有些问题的确类似丘成桐先生提出的100个几何问题,每个问题往往是在某个方向上,既有一定难度,又有一定价值。我现在期待得到一本物理学卷,找时间一个个来看,以此扩大自己的眼界,并希望这本书也能为即将、或已经进入物理学研究的年轻人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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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李淼

341篇文章 6年前更新

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包括超弦理论、量子引力等。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1989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先后在美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布朗大学任研究助理、助理教授,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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