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六年前，我在上海幸会严锋主编。严老师出我意外，是位美食家。在享受美食的过程中，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关于写作的事。

说到后来，严老师开始提起科幻界无人不知的大刘。严老师建议去看《球状闪电》，里面有宏观量子态。我忘记那时《三体1》有没有出版，严锋老师有没有提及。很明显，严老师对大刘的作品备极推崇。他一个劲地鼓动我写科幻，甚至在《新发现》上写。他说，写小说是做上帝，写科幻小说是做上帝的极致。

回来后，我问我的学生有谁读过大刘的小说。有一位读过，他对我说大刘的《球状闪电》很迷人，读了相信里面的物理，后来学了量子力学后，觉得受了大刘的误导。听了这话我就不去读大刘了。后来，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书店（可惜这个书店已经不在了）看到《三体1》整整两摞放在地上，也没有买。看架势大刘的书一定好卖。

又过了几年，偶然的机遇下我读了三体，后来将三本都读了，甚至还读了长短篇《镜子》、《朝闻道》和《诗云》，佩服大刘的同时，我也看到大刘科幻中物理的硬伤。我明白，物理和其他门类科学不过是大刘想象力的跳板，他要在小说中表达他对各种事情的看法，甚至对人类的未来、生存的意义等等的看法。这样看，你就不得不佩服大刘的宏大奇瑰的想象力。当然，宏大奇瑰四个字也不足以完全概括大刘，大刘也有一眼看不到的细致，以及对人性的自我体认。

这篇不是评论大刘作品的文章，也不会来挑大刘的硬伤，我会在明年发表《三体中的物理学》一书。我想写的是我怎么不小心真的开始写起科幻了。也许很多事情是在劫难逃，又或是自由意志的巧妙变幻，时隔六年，也许我真的会在《新发现》上写超短篇科幻，本专栏将隔三差五地变成小说。

事情是这样的。十月二十四号，我去成都参加《科幻世界》主办的系列科幻活动，遇到几位早已闻其名的科幻作家，其中自然有大刘，甚至还遇到了隔壁的专栏作者江晓原老师。二十五号，我和大家去金沙博物馆参加了王晋康的新作《血祭》发布会以及王晋康作品研讨会；二十六号，参加了刘慈欣作品研讨会；二十七号，参加了科幻高端论坛，以及晚上的高潮活动：银河奖和星云奖的颁奖典礼。在两个作品研讨会和高端论坛上我都发了言，当然，为了“扬长避短”，我尽量谈科幻作品中的科学。比如，论坛上我用了ppt，谈了科幻作品与量子传输。在同一个论坛上，大刘说，他十分期待我的科幻作品。晚上，《科幻世界》的副主编姚海军说，希望来年在星云奖的新人奖项颁奖时看到我站在台上。

就这样，这些人不知不觉中给我传布了科幻病毒，当然我虽身中其毒却没有任何感觉，我还说，等我退休之后再写吧。江晓原老师者私下对我说，理解你，因为你的心态是，如果拿不出80分的作品你丢不起这个人。

在成都，一直到上飞机前，如果心念移到写作上，我还是想，等退休再说吧。

到了飞机上，情况变了，一个模糊的念头让我骚动不安。飞机在成都北京航线上飞到一半时，我打开双肩包，拿出电脑。打开word文件，我写下两个字：出世。

这两个字将是我第一篇科幻小说的题目，它们也蕴含着，我的科幻开始冒头，出世了。

当然，出世在小说中的含义完全不同。目前，小说写到一半，我还不能透露小说的关键“点子”，这点子与“出世”的真正含义有关。

这几天，一直在读科幻，特别是大刘的作品和克拉克的作品——这两人一脉相承，大刘说过，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对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的模仿。在我所读到的中文科幻中，我隐隐觉得缺乏某些元素。大刘写过量子，写过超弦，写过时空的各种奇迹，大刘还写过关于诗歌的《诗云》；王晋康老师写过人类的基因改造，写过生物的多样性，写过蚂蚁的无私；韩松老师写过人类可怕的蜕变，写过黑色的地铁，等等。我觉得还是缺乏了什么，也许缺乏了将现实与科幻紧紧绑在一起，同时又体现中国传统中的某些东西，例如宗教？

毫无疑问，我的阅读面还太窄，现在对中文科幻做出任何评断为时过早，也许我永远不能公允地评论作为整体的中文科幻，因为一个人的阅读面不可能涵盖一切。我觉得，中文科幻要走向世界——当然大刘正在做到这一点，第一，科幻中涉及到的科学内容要做到相对严谨，至少在主流科学已经涵盖到的地方做到严谨，我从克拉克和阿西莫夫的小说中看到这一个共同点。当然，《自然》的“未来”栏目超短篇科幻更是如此。也许将来我会在我的《新发现》专栏中实验所谓的硬科幻。

但“硬”不是科幻的全部，我觉得文学也是科幻的要素。科幻作为类型小说，也许有人不认为文学有那么重要。也许，有人觉得科幻本身就是最诗意的，大刘甚至举出科幻独一无二的宏细节来证明科幻的诗意性（所谓宏细节，就是宇宙过去和未来的历史，智慧在太空的历史。历史是通常文学中不允许细致描写的部分，而科幻可以写，因为科幻中的历史是虚构的），我却认为，科学幻想恰恰可以用来承载寻常生活不容易承载的人性和诗意，科幻在文学中也许最接近诗歌了，因为诗歌本身写的是超出生活的“平行宇宙”，其中有联想与超现实的意象，有跳跃和隔断，等等。科幻可以写出科学之外的诗意。

《新发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