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理科生，最关注的是如何解决我感兴趣的问题，而解决问题需要能力、天资、直觉，这些都是被古往今来很多人说滥了的话题。但是，直到科学解密了人类的大脑，解密了人类创造的机制，我们会一直将这些话题谈下去。

启发我思考创造力与孤独感之间关系问题的是台湾王道还老师的一封电子信，这封电子信是发给一个小圈子的。这封信的起因是科学松鼠会的小姬提起了最近热卖的一本书《孤独六讲》，作者是台湾的蒋勋。王道还在信中说：

“人是最能容忍狭小空间的群居哺乳类。人以外的群居哺乳类都生活在小社群里；成员互动越频繁、复杂，群体的规模往往越小。”“相形之下，人适应狭小空间的能力着实惊人。现代大都会的常住人口，数百万或千万计，若不是人类有强大的合群性，根本不可能。”

这两段话说的是我们人类的特有的群性，在电梯里，在会议场所，甚至在办公场所，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人分享不大的空间而不会感到特别不适。我想，人类文明所以能够突破其他动物的限制而得以发展，依赖合作，就像先民必须通力合作才能猎杀猛犸象这些大型动物。所以，群性看来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与人类相比，王道还说：

“1950年代，卡尔洪在实验室创造了饮食、卫生条件都符合理想的‘老鼠天堂’，结果发现空间对社会行为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影响。老鼠不断增殖的后果是：各种病态行为滋生、猖獗。例如雌鼠不照顾幼鼠；雄鼠激烈互斗，甚至吃掉幼鼠；幼鼠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六。也就是说，只要压缩物理空间，即使生活物质不虞匮乏，都能使社群崩溃，导致绝种。”

所以群性不仅是人类赖以发展的重要特性，也是促进社会共存的特性。

但是，群性有其负面的一面。每逢假期，总有一些同学问我假期中要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假如你回家，就什么也不做，因为即使带着书本和论文回家，第一你看不进去，第二即使你看进去了效率也不高，也不会有足够时间思考和做计算。这个结论我是自己做学生时得出来的。为什么在家里我们很难学习和思考？原因之一是干扰太大，亲情密集包围你；并且，大家都在做与创造毫无干系的事情：看电视、聊家常、打扑克，这些活动是最不需要动脑子的，而且做多了这些活动你的思考能力会大大降低。除了这些表面因素，还有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提到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这次春节我从江苏的亲戚家回到北京，就在博客中写道：

“春节几天，我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原因。我们的亲情让我们失去个性和想象力。所以，现在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中国人创造力的提升：亲情友情淡化，孤独感提高。”

那么，蒋勋在《孤独六讲》中都讲了什么？他的书分为六章，这是按照他的六个演讲分的。六章是：情欲孤独、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独、伦理孤独。

我对他说到的思维孤独、伦理孤独、情欲孤独和语言孤独特别有共鸣。例如，他在谈到情欲与伦理孤独时说：

“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包括我自己，尽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么自我？ 谈什么情欲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典型的事情，家庭对你这样，有时社会对你也这样，虽然现在的社会与以前相比是进步多了。读到上面这段话时，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不久前叫一个头发长的学生理发，我说现在不流行艺术家发型，其实我也是用群体意识压他，好在我说艺术家风格也挺好的。最后他还是理发了。社会不鼓励特立独行，要求一致性，导致创造力的衰微甚至完全消亡。

即使将范围缩小到一个研究群体，追求一致性也是扼杀创造力最主要的因素，我以前谈过几次的花车效应就是这样，一旦什么人取得突破，有时甚至不是真正的突破，大家一拥而上地写些无关痛痒的研究论文。很多情况下，一些人将一辈子耗在追逐“主流”上面。科学和艺术一样，最高形式的创造就是在追求与众不同中取得的。我想起狄拉克回忆与海森堡一起爬山时看到的事情，海森堡一个人爬到高处站在一个悬空的石头上面，面色坦然，这令狄拉克想到海森堡在创建量子力学时的风格。

其实，在科学中，创造非常类似于在文学中的创造，就是在传统的延续下寻找新的出口和新的维度。所以，蒋勋的论“语言孤独”也可以用到科学上面来。他说：“所以我们需要颠覆，使语言不僵化、不死亡。任何语言都必须被颠覆，不只是儒家群体文化的语言，即使是名学或希腊的逻辑学亦同，符号学就是在颠覆逻辑，如果名学成为中国的道统，也需要被颠覆。新一代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

最近我在读一本谈英语诗人艾略特诗歌中隐喻的一本书。艾略特的诗歌就是颠覆语言形式的典范。在著名的《荒原》中，他用典，将不同的碎片拼凑起来，追求非个人化，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晦涩、无逻辑，但当你明白了他所用的典故，他为什么拼凑，整个诗就可以理解了，你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愉悦。而中国文学，似乎还未见类似的创造出现。

（《新发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