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其实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博文谈论这件事,王鸿飞最近在他的博客中谈了,我犹豫了一阵子还是没有转贴他的文章。今天在家里细翻新一期《物理》,看到郝柏林老师回忆与周光召先生的共事经历,在附录里拿出一封94年给理论物理研究所全所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信,信中提到周先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期间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很多富于原创性的工作。信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

“我们每个人既然选了理论物理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就要立大志气,做大贡献。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拼搏,重要的条件是精神解放,要从算文章多少、想提职提级,与身边不远的同行比高下等等限制我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束缚中跳出来,想物理学中没有解决的大事,碰那些困难的问题,敢于标新立异,出新思想,同时练就扎扎实实的手下算功。”

短短的几句话,每一句都切中中国目前研究的弊端。15年过来了,这些弊端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

先看“算文章多少”。也许有一些研究单位和评估单位不仅仅算文章多少了,但还在算影响因子多少。研究者不追求解决问题,追求的是期刊影响因子,引用数量,本末倒置。这个本末倒置还算好的了,很多年轻研究者和学生只追求文章数量,浪费自己的精力,还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资源。

“想提职提级”。过去是想提职提级,现在也有,加上想得杰青,想获各种各样的奖。研究生想找工作,想出国找博士后。于是拼命写一些烂文章。这些文章写出来的效果是什么?那就是以自己的可信度和声誉做代价。

“与身边不远的同行比高下”。研究员和教授看自己身边的同行写了多少文章,研究生看别的研究生写了多少文章。

“想物理学中没有解决的大事,碰那些困难的问题,敢于标新立异,出新思想,同时练就扎扎实实的手下算功”。有多少研究人员想解决大事?能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我的估计在百分之一之下。年轻人赶文章,算功好的越来越少。

我这篇主要想谈“算文章多少”。

先做自我批评。我在去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分校做博士后之前也发了20篇出头的文章,够高产的了。后来回过头来看,没有什么值得再看的东西。有些文章的确有些想法在里头,由于急于出文章,根本没有做透,难怪同行不怎么理这些文章。不过,我那是在推迟毕业的情况写出来的,比现在很多人的高产还有不如。

后来做博士后,迫于压力也写过一些垃圾文章。

再后来,对自己要求真的高了,尽量不写垃圾文章。当然,垃圾文章在所难免,但至少不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早在去美国之前,我在罗马大学的数学系图书馆专门查过代数学家阿丁的文章,具体多少篇不能记得了,大约也只有二十、三十篇,但不妨碍阿丁成为代数学大师。

在我本行,A. Polyakov文章也不多。很有想法的S. Shenker,也只写了五十多篇文章。自然,’t Hooft的文章不多。但他们都是大师。最近得诺奖的Kobayashi和Maskawa,文章都不多。

有人会说,Witten的文章很多。这话不错,Witten是那种罕见的既高产又高质量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不要随便攀比。再说,如果Witten的文章能少一点,没准D-brane和AdS/CFT就是他想出来的。

爱因斯坦和玻尔,一辈子也就写了一百五十篇文章左右。我们有很多人,年纪正轻,文章数量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了。

不是不能高产,而是大多数人不能高产。反正我不能高产,在不能高产的情况,文章质量本来不怎么样了,高产了还得了?我的文章在SLAC的统计,平均引用次数过了25(发表的到了28),其实过35才是我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很小。

和高产与生俱来的是自引。我很少看到例外。好在现在很多评奖什么的,都开始强调惩罚自引了。

有人说,我虽然高产,但他人引用数不少。在当今滥写滥引的情况下,你那引用算什么?有多少是实质引用?

其实,做任何事道理是一样的,写博客,最好也不要成为博客界的乾隆 乾隆除了高产还有什么?烂文烂诗,没有新东西,整个一个俗烂。

下面转王鸿飞的一篇文章。

博士期间应该发表多少文章?

王鸿飞

博士期间应该发表多少文章这个问题原则上没有标准答案。

一般来讲,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在5年或6年的时间内毕业,研究如果进行得比较顺利,发表十篇文章也是可能的;如果不够顺利,个人工作还算积极并且导师对质量要求高一点,能有两三篇扎扎实实的文章就非常不错了。个人不积极,两三篇文章也会成问题。

我这十年里面毕业了差不多五个博士研究生,五个硕博连读研究生,有的毕业的时候发表了一两篇论文,有的毕业的时候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七八篇具有主要贡献)。在他们中间,我从来没有觉得发表论文多的一定就是更好的学生。所以发表论文最多的那个学生出国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就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发表了较多文章,而且引用也很多,就自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在学术界做事,是需要在不断磨练中成长并且发展出自己有独创性的研究工作才会最后得到承认的。做学生是太顺利,磨练往往会不够,一下子对自己的评价高了起来,吃苦的日子一定在后头。事实上,我周围的同事在评价我的学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标准,从来没有觉得发表文章最多或者文章发表期刊影响因子高的就是最能干和最有潜力的学生。

如果我拿到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博士的简历,发现他居然有十几二十篇论文发表,原则上我会皱眉头。我倒不一定觉得这个学生有大问题,但他的导师十有八九是对他的学生要求有问题。这样的学生如果没有到一个要求比较严的研究组去磨练一下,将来在学术界十有八九会做不出独立的出色工作。

我自己在5年博士答辩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一篇第三作者的文章。博士答辩完成之后的两三年中,我博士期间的工作陆续又有三五篇第一作者的文章发表出来。在实验物理化学研究领域中,这不算多也不算少。因为这几篇文章是扎扎实实的研究和发现,所以后来的影响在同类文章中也算很不错的。不过这些工作和我自己在北京独立以后的工作在质量上和重要性上还是没法相比的。

回头来看,我因为从读博士以来到开始做独立研究的早期论文数目不是很多,发表文章的期刊影响因子不是很高,在国内的评价体系下还是吃了不少亏。但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从来没有把文章数目和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自己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我在做博士和博士后的工作期间,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影响,所以一直是以研究内容是否解决科学问题和发现新现象为标准。我的博士导师从事了50年的研究,发表的论文一共也就150篇左右,我想我在30年后在论文数目上稍微超过他应该没问题,不过能否在成就上超过他,就不随便可以说了,但起码超过自己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应该是没问题。

国内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平均引用,发表了太多的论文在学术界常常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过这只是少数人的问题。

据我了解,国内的大多数研究生最为发愁的事情之一就是发表足够数目和足够影响因子的论文。按道理讲,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所的有些规定的确是有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一定要在答辩之前正式接收发表的文章达到一定数目或影响因子。按照这样的标准,我的那个博士学位在答辩的时候是会成问题的。不过这种规定在实际上也是研究单位和导师的无奈之举,因为不少学生在毕业后会把已经有的数据和文章扔下就不管了,老师找他也常常不理睬,除非这对学生自己提职称和升迁有直接的好处。

学习做研究当然是要发表论文的,很多人认为发表论文的要求不合理是不对的。甚至有人荒唐地认为很多人论文造假是因为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这种说法的荒谬简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做应用研究而不是去发现新知识的研究生是不应该存在的,即使是做工程和应用科学也是如此。可是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还很普遍,这可能是中国学术界论文造假最严重的领域。很多人只想要一个博士学位,可是就是不关心学位是拿来干什么的。

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标准应该完全掌握在导师和负责审核每一个研究生的委员会的手中,在涉及到具体学术和论文要求的层次上不应该有任何一刀切的规定和标准。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可是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其实很少有足够的资源与灵活的空间,因此采取的基本上都是一刀切的办法。由于有那么多硬性的一刀切的规定,所以培养研究生这件最需要灵活的空间的高级工作,在绝大多数地方就变成了追求最低标准和最低公平的事情。

在和德国教授一起做评价研究生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德国教授和疑惑地问我:我们面试的这些学生也很努力,发表的文章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发现他们中很少人有足够的intellectual quality,将来他们在学术上怎么会有前途?他们自己好像不明白这个问题,难道您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您知道吗?我有一篇关于99%的博士不合格的博文,争议很大,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话题:



0

推荐

李淼

李淼

341篇文章 6年前更新

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包括超弦理论、量子引力等。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1989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先后在美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布朗大学任研究助理、助理教授,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