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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1.科学每一次的重大突破都让人类有了更高层次的尊严,如蒸汽革命让人类学会了使用机器,电力革命让人类过上了光明、辉煌、便利的生活,航天革命和生物革 命方兴未艾,但带给人们的是远望宇宙和改造自身的可能,所以要问的是,理论物理学的重大突破,能给人类带来更高的尊严提升的可能性会是在哪里?

2.社会学意义上的尊严分配总是有所偏颇的,那么科学是否在人类全体尊严感的提升上都是平等的?

3.科学对于尊严的保证除了物质层面的进步还在于何处?你觉得科学在精神层面如何使人更有尊严?就好像你说过的“人性、神性、理性和诗性”,四个方面是否 都可以同时提升?

 

答:

1. 我觉得科学最主要的驱动力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毕竟,能够认识自然是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最大的区别。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在于可以通过人类的活动反观存在。

当然,正如Feynman所说,物理学有些像性,会带来一些实际结果,但这些实际结果不是物理学原来的目的。

如果要我猜测理论物理学在今后的实际应用,我觉得,第一,量子信息将改变人类日常生活,我们对时空的认识将使得星际旅行成为可能。对物质基本结构的认识——即粒子物理学,将为我们带来对人造工具的极限的认识。

另外,对终极定律的认识也许会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可能为人类幸福体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2. 我个人认为是平等的。基因的DNA结构不是我发现的,但我分享理解的喜悦和尊严。

3. 我一直觉得科学与艺术是同源的,都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以及来源于某种宗教感。因此,科学不仅是所谓“改变自然”的手段,它是人类认识我们在自然中位置的手段,是让我们回归自然的手段。我不太喜欢“改造自然”这句话,改造什么?我们本来就处于自然中,你的一切行动是自然的一部分。

问:

4. 关于科学向广大人群的传播,你是否认为常识比深层次的硬理论更重要?科普曾经在中国有过黄金时期,像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十万个为什么》、以及叶永烈撰写的 等一批优秀科普文章,可是这种黄金时期结束得似乎太早,这其中的原因你认为有哪些方面?

5.牛顿在他的老年时期,因为解决宇宙第一推动力的问题更加靠拢了神学,那么你觉得科学向神学或者宗教求援,会有失科学的尊严吗?你对以科学为名的教会 ——如基督科学教会(Christian Science)、以及神秘无比的共济会——又是怎么看的?

答:

4. 很难说哪一种更重要。我觉得改变我们对科学的态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个原来意义上的科学态度,更重要。我觉得健康的科学态度就是两点:怀疑,惊奇。怀疑一切现成的观点,不论来自于科学,还是来自于其他什么。自然界有规律,这些规律既简单又美妙,这是惊奇。可惜在中国,科学往往被当作教条,一些复杂的事情也用简单的“科学教条”来规范或要求,这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满足好奇心当然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了解结果,这就是你说的“常识”,很多人满足于这个层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这可能是你说的硬理论。我写科普,有时为了说清道理会牺牲一些可接受性。

我不觉得80年代是科普的黄金年代。我觉得黄金年代还没有到来,也许10年后,也许20年后。80年代只是人们在长久闭塞之后不求甚解的囫囵吞枣。

5. 牛顿没有向宗教求援,他本人就是教会成员。科学是从教会中分化出来的,所以在牛顿时代不可能完全脱离宗教。我对你提到的基督教分支不怎么了解。我倒是看过《达芬奇密码》,很好玩。

在对待是否有神存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

问:

6. 你的科学博客一向活泼有趣,和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顿不一样的是,你是在努力的让科学更加平易近人而不是相反。让科学变得吸引人,甚至有点幽默的意思,这对科学的尊严感是一种促进还是一种妥协?

7.从事科学家的工作,对个人的尊严感是否是一种提升?科学家的尊严感又体现在何处呢?

答:

6. 科学是可理解的,所以,将一件事用普通语言解释清楚,说明我们才真懂了这件事。科普也是一门艺术,做得最好的科普家都是了不起的,如阿西莫夫,卡尔•萨根。对了,阿西莫夫还说过,卡尔•萨根是他遇到的两位在智力上超过他的人,另一位是马文•明斯基,一个很厉害的认知科学家。所以,做科普做得好的智商可不低。

7. 我对“尊严”这个词的理解可能有点不同。我觉得从事一切创造性工作的人都是同一类人,都是满足自己的创造欲望。至于尊严,我觉得凡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都是有尊严的。科学,不过是人类分工的一种,当然由于科学是创造性的工作,又为我们对世界带来了理解,这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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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李淼

341篇文章 6年前更新

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包括超弦理论、量子引力等。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1989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先后在美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布朗大学任研究助理、助理教授,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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