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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诗歌翻译

作为一个写诗大约四年的人谈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冒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阅读诗歌开始的,而且,很多人阅读现代诗以阅读翻译过来的外国诗为主,所以只要认真阅读过翻译诗,都会有一些感受。

所谓现代性,当然首先是西方的。五四之后,不论是白话文的改革,还是用白话文创作小说和诗歌,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例如,郭沫若自己就说过,他先是受到惠特曼的影响——这在他的成名作《女神》中有所体现,后来又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后者的诗歌比较清新而哲理性强。惠特曼的特点是自由,不拘任何格律,而将诗歌的音乐性体现在句子的内在旋律中。他赞美个性,赞美美国,所以他的名作《啊,船长!我的船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例如在youtube上可以搜到无数不同版本的朗诵,而电影《死亡诗社》里也有朗诵这首诗的镜头。就是这首诗,题目也有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成《船长》,有的翻译成《我的船长》,有的翻译成《啊,船长!我的船长!》,而英文原题是《O Captain! My Captain!》。这首诗是惠特曼写于林肯被刺之后,全诗充满惠特曼对林肯父亲般的仰慕。

 

翻译,尤其是翻译诗歌,正如袁筱一说的那样,是最难的事。严复提出过翻译三条标准,信达雅。我觉得信最重要,要忠实地将原文原诗的意思翻译过来,不能在翻译中夹带私货,同时也不能遗漏什么。北岛批评一些人的译诗,经常指出有诠释过度的地方,果真如此,则原译者要接受批评。另外,毕竟外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谁也免不了偶尔误解原诗某个地方的意思,这种误译的害处比过度诠释更大,因为有可能让读者彻底误会了原诗人。以上说的是信。达第二重要,所谓达,就是在做到准确之后尽量做到通顺明白,不能晦涩更不能有歧义——除非原诗本身故意有歧义,这也是常见的。最后的雅虽然重要,我觉得在做到信达之后,这首诗就是很可读了。而雅的标准与时间有关,在白话文之前,我们以为古文韵文是雅,白话文之后,也有不同的标准,是注重书面语,还是口语,还是两者结合?这都是人言言殊的事情。另外,不同的翻译者习惯也不同,翻译风格肯定与翻译者写诗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觉得雅虽然重要,不必苛求。但是,必须尽量避免打上太重的翻译者诗风的烙印,比如,德语诗人策兰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德语诗人里尔克的风格,总会有人将两人的诗歌翻译得像是同一个中文诗人的风格。

中国对西方诗歌的翻译即使到今天也还没有成熟。举个例子,但丁的《神曲》是西方的三大诗歌之一,除了其深刻的哲学和人文内容,诗歌的旋律美是毋庸置疑的,但丁的作品还奠定了意大利语这个民族语言。可是,《神曲》的译本至少有八种,没有一种传达了原诗的旋律美,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我自己也翻译过英文诗,因为除了中文我只懂英文。这是读了北岛的《时间的玫瑰》之后做的尝试,我在博客上就写了六篇与翻译诗歌有关的博文。最近,我还在帮助在美国工作的王云教授翻译她的一本诗歌集。王云和我一样,也研究宇宙学,但诗歌造诣非常深。她的英文诗歌风格特别,冷峻,有时很口语化。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够将她的风格完全在中文中体现出来。翻译果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只能要求翻译少而精。

方言与文学

关于普及普通话以及在有声传媒上限制方言的事情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同文而不同“言”大概是中国特色,有时从一个县跨到另一个县口音就变了,甚至在同一个县中从一个镇跨到另一个镇口音也会变。在美国,任何一个州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另一个州人说的话,虽然美国南部的口音也挺明显,但不至于有粤语和北京话差别这么大。

粤语有九声,据说是最接近古代人口音的,有人研究粤语甚至与《诗经》中的一些古音接近。北京话也有五声,在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之外还有轻声。我在北大上英语课时,英语老师就说,在说“火烧”时,如果你将烧读成“烧火”中的烧,你就不是北京人,北京人在说火烧时,烧读得又轻又短。我一直在纳闷,古人读起中国古诗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追究近代诗词的宝典平水韵,平水是山西的一个县,而编平水韵的人是山西平水人刘渊,我怀疑平水韵念起来有山西味。但刘渊是南宋人,因此说不定他自己说话却是当时江南的口音。

旧诗词有四种读法:吟、诵、歌、唱,吟近于读,但有抑扬顿挫,诵比吟的速度要慢,歌更慢,唱比歌还要慢。这些读法,与现代流行的电台和电视上的朗诵法完全不同。

方言对文学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发声,还有口语与习惯用法,以及民歌中的歌词习惯。就口语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同乡老作家陈登科用涟水方言写的《活人塘》,其次就是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小说。赵树理并没有完全用方言口语,但将方言口语融入了写作。方言在表达一些事情时经常活灵活现,例如我小时候就常听邻居的一些说话,忍俊不禁。我的一位邻居阿姨特别有语言才能,可惜当年我没有用心将她的词汇记录下来。

民歌,我最喜欢陕北民歌。陕北人似乎有这么个说法“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中主角虽然是民歌手翠巧,但翠巧爹唱起来的老迈苍凉的声音更加感人。陕北民歌里常用重字词,唱起来甚至读起来特别有感觉。比如《想亲亲》的开头:“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那个)软,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花乱,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陕北民歌还特别直接,比如“白花花的大腿水灵灵的X,这么好的地方留就不住你。”陕北民歌抒情可以抒情到了极处,例如:“白天里想你穿不上针,夜晚想你吹不下灯”、“前半夜想你点不着灯,后半夜想你翻不转身”、“泪蛋蛋本是心头的油,谁不伤心谁不流”。陕北民歌的精华部分就是这些歌唱爱情的酸曲儿。

我还没有读到过一首诗能够融入陕北民歌中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是值得尝试的。全用民歌的方式当然不好,这就等于创作民歌了,用民歌的方式和现代的写法,一定会是很有趣的尝试。

我家乡的民歌比较少,著名的有《拔根芦柴花》和《杨柳青》,里面的一些口语用法也很亲切和特殊。苏北人口语表达很丰富,但苏北人不算能歌善舞,这也许是民歌较少的原因。将来我愿意到苏北各地住一阵子,将苏北的一些精彩的口语融入到诗歌中去一定是非常好玩的事情,没准能够创出一种新体。我是喜欢写与众不同的东西的。

(《理财一周》副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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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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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包括超弦理论、量子引力等。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1989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先后在美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布朗大学任研究助理、助理教授,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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