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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没有多少人提,大家只是议论中国有没有好小说。据我个人看来,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是一个根子上的难题。

说到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现实主义让位于现代主义。在个人被膨胀的工业化和物质性日渐压抑的时代,传统的被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大作家推至顶峰的现实主义不再满足创作者和读者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或现代性。所以,我很认同“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文学”的说法,它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是抵抗竞争社会带来的焦虑和某些绝望。在现在这个时代,大概没有人比身为中国人体验得更真确和深刻,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多年前西方经历的时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时期,或者说是经济高速增长期。今天,虽然中国的城市人口仍然略少于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大约是6亿,包括1.4亿农民工和1.45亿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也是空前的。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1990年中国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有31座,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37,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增到118。毫无疑问,城市化带来了很多好处,也带来了很多坏处,更为每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西方现代主义的脉络大概是,文学上从鼻祖爱伦•坡和波德莱尔肇始,十九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法国的象征主义使得现代主义进入确立期,二十世纪20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各流派的兴起使得现代主义进入高潮期,一直延续到60年代。很多人喜欢将更加后来的荒诞派戏剧以及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归入后现代主义,我个人觉得这是时髦的划分而已,就脉络和本质来说,西方文学一直到现在仍旧可以看成是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思想背景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论和权力意志论以及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这些哲学思想都是为了反抗与工业发展共生的理性主义,为了应对现代人的人性危机和社会焦虑,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对此体会至深。现代派并不像我们有时直观看到的那种无序和荒诞,恰恰相反,尼采本人就强调“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艺术和文学从来没有比现代主义更加强调个性化和对强大社会整体性的反叛。据说,鲁迅和郭沫若早期就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影响是超前的,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处于一种宗法农业社会主导的以及被列强藐视的“未开化”状态。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引入西方现代主义,其时中国刚刚开始喊出现代化的口号,而工业化和城市化与今天无法相提并论。有一些相对前卫的作家开始模仿现代主义创作,比如意识流的写法,这种写法并没有多少工业社会个人焦虑的成分,完全是为模仿而模仿,是伪现代主义。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好,西方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是理性过于发达,而80年代中国还处于非理性过于发达状态。至于一些人模仿魔幻现实主义则更是生搬硬套。

中国有两位当代作家是天生的现代派,一位是王小波,他写作手法基本是黑色幽默(西方的这个写法被归类为后现代);另一位是王朔,他在前期写的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焦虑,而后期则开始进入心灵写作,这也是西方某些人所做的。我觉得,现时的中国倒是真正需要中国的现代主义,可是,她在哪里?

神话与文学

说起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希腊和希伯来,即所谓两希传统。这两大源流本质不同,在西方文明史上冲突和交融。当一方占优势的时候,那个时代具备的特点由这个文化决定。

希腊文化含有神话、文学、哲学以及艺术诸要素,强调人本主义。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很多性格都是人的性格,或者不如说,希腊人认为人的品格由各位天神决定的,例如太阳神阿波罗代表了光明、青春和音乐,他也赋予人类这些美好的东西。维纳斯代表了美貌和爱情;雅典娜代表了智慧、法律,她赋予人类以科学能力。希腊文化崇尚人的智慧,张扬人性,肯定世俗价值和个体价值。希腊的理性精神是对人的肯定,而不是与原欲对立纯粹理性和道德规范。希伯来文化在很多方面与希腊文化相反,人要服从上帝,灵魂重于肉体。希伯来文化轻视现世而重视来世,重视未来天国的幸福,所以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相比更加理性主义。西方文化和文学一直在这两种古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下。在中世纪,基督教主导。上帝的神性是人的理性意志的体现,因而,原初意义上的上帝便是人的理性本质的升华。所以在这个时期,人性受到压抑,但基督教文化强调博爱精神,这是精华部分。对灵魂升华的追求是另一个精华部分。文艺复兴,其实是希腊精神的复兴,解放人性,文学、科学与艺术大大发展了。可以说,文艺复兴阶段是人文主义文学,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文学的巅峰。到了十七世纪,由于过分追求个性自由,人性恶开始泛滥,所以科学与哲学开始强调宇宙的理性和人的理性,这一时期是古典主义文学。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文学产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强调人与人的平等。

由于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希腊神话渗透到文学中,特别是诗歌中,因为诗歌最富想象与浪漫。所以,希腊神话是古典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材料。即使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希腊神话继续起作作用,例如艾略特的名诗《荒原》就用了维吉尔的《伊尼特》、奥维德的《变形记》。当然,艾略特本人是天主教徒,《荒原》里也出现了基督的形象。即使最当代的诗歌,也经常见到神话的影子,更不用说基督教故事了。

希腊神话其实是人性的神格化,一种理想化,也极富想象力。当然,文学的最高追求是灵魂的安宁与升华,希伯来文化也非常重要。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典文学虽然也常出现一些零星的神话(如屈原和李白的诗歌),但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波及到文学,是帝王、将相和文人的典故更多。我觉得,到了现代文学时期,神话就更加罕见了。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大缺陷,但中国传统文学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则是西方文学相对缺乏的,后来也极大影响了以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歌。到了今天,中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的这种特点在西方文学中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日本文学中俳句的闲寂和留白的意趣影响最大。

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学应当融合神话精神以及宗教式的博爱以及追求灵魂自由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学中相对稀有的品质。也许经过激烈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后,我们会看到文学蜕变的一天。

(《理财一周》副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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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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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包括超弦理论、量子引力等。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1989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先后在美Santa Barbara加州大学、布朗大学任研究助理、助理教授,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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